故意杀人罪辩护词

 故意杀人  减轻辩护

【案情简介】：2009年4月9日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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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辩护词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    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韩纪松亲属的委托，指派我担任其第一审的辩护人；今天依法出席法庭为其辩护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,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和意见，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本案开庭前，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，认真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以及起诉书；特别是通过今天的庭审情况，发表辩护意见如下：

    发表辩护意见之前，我向本案的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，也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慰问，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不持有异议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定性准确、适用法律正确，但被告人存在一些特殊情节，提请合议庭注意，在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。

    一、被告人韩纪松犯罪后有自首情节，望量刑时依法从轻处罚。

    根据《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心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》第四页记载：被告人韩纪松杀人后将尸体从北京运送到山东老家，其目的是想在当地投案自首，找关系从轻处理，对自己杀人行为表示后悔。当被告人的爷爷问起行李箱里是什么的时候，被告人韩纪松告知其是尸体，不让他管了，说明被告人没有刻意的隐瞒犯罪事实，而正如其说的那样要等待机会找关系从轻处理，可见其内心早有悔罪表现。当其母亲报案后，公安人员在其家抓捕时，被告人并没有逃跑、阻碍、抗拒抓获及抗拒行为，而是十分顺从，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，如实的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。此时其心理态度已发生了变化，有了一定的投案的主动性，故应认定为自首。另外，《刑事审判参考》2003年第3期中（张义洋故意杀人案[第241号]），认为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报案后，因为客观原因没能将罪嫌疑人送去投案，但予以看守并带领公安人将其抓获的，也能视为自动投案。又如泸中法发[2005]1号文件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有关问题的意见》，亲友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，带领司法人员抓捕，犯罪嫌疑人不抗拒抓捕的，应当视为自首。再如上海《刑法适用问题解答（试行）汇编（总则部分）》的规定，将下列三种情况视为自动投案：一是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的主动，而是经亲友规劝、陪同投案的；二是司法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，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，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或约定地点，等候公安人员抓捕犯罪嫌疑人的；三是近亲属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后，积极协助公安人员前往抓获，犯罪嫌疑人并不拒捕而予配合的。如果上述三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的，应当认定自首。根据以上文件和规定，韩纪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自首，望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。

    二、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，具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，没有前科，是偶犯、初犯。

    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和案卷材料可以看出，被告人韩纪松平时表现很好，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，为人实在，乐于助人，性格胆小，直爽，家人邻居对其评价较好，纷纷求情要求对其从轻处罚。另外，当震惊全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被告人韩纪松更是自发的到汶川做了一名志愿者，参加了抢险救灾行动，不管那里的条件和环境是多么的恶劣，他还是坚持下来了。他的行为赢得了灾民和相关部门的好评，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还给其颁发了荣誉证书。今天，曾经和他一起参加抢险救灾的部分自愿者自发的来到法庭，让我向法庭求情，量刑时一定要对被告人韩纪松从轻处罚。是呀，这个充满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，由于一时冲动，触犯法律，自己就非常的后悔，望法院考虑被告人韩纪松的一贯表现和为社会作出的贡献，从轻处罚。

    三、被害人自己有明显的过错，依法应该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

根据卷宗可知，被害人和被告人在工作时认识，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同居在一起。两人的关系刚开始很好，甚至被害人还和被告人一起回到被告人的老家山东过春节。但是，被害人自己脾气特别不好，根据对歌舞厅经理任德森的询问笔录可知，被害人平时为人一般，经常和小姐发生摩擦，因为她与小姐打架，我轰走了四个小姐，与其中两个还动手打架。可见其特别暴躁、易怒、易冲动。这也许是与她的职业和经历有关，被害人是歌舞厅的妈咪，从事色情服务，心理难免会扭曲。而她又曾经被人包养过，还怀过孕坠过胎。这些经历可能对她影响很大，虽然和被告人是恋爱关系，但被害人并没有重视这个关系，更没有拿被告人当成恋人来看待，而是把他作为自己保养的情人，作为自己附属品甚至是玩偶来对待。她不让被告人与外界联系，摔了被告人的手机，没收了被告人的钱包，把被告人锁在房子里，两人一块居住的房子里，连钥匙都不给被告人，被告人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，必须对被害人绝对服从。被害人稍有不顺心就对被告人又打有骂，甚至让被告人跪下。即使到了被告人老家山东也不例外，被告人的母亲亲眼看到被告人跪在被害人的面前。我在2009年4月9日的北京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过被害人的照片，人很漂亮，被告人很喜欢被害人的，总想用自己的行为打动她的心，对于她的经历，被告人不在乎，但是被告人越是忍受和委曲求全，被害人越是变本加厉。对于工作和男人的愤懑都一股脑的撒向被告人。当被告人忍无可忍提出分手时，被害人甚至威胁被告人，要对被告人的母亲和妹妹进行报复。而被告人生性胆小，又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，害怕被害人报复，只好委曲自己。但是，由于被害人的心灵扭曲、心理变态，不断的折磨被告人，被告人这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实在难于忍受。案发当天，被害人凌晨四点回家后，告诉被告人要到八点叫她起床。被告人连续叫了她好几次，她就是不起，直到中午十二点，被害人才起床。起床后对被告人又打又骂，又让被告人跪下，甚至拿茶杯去砸被告人。此时，被告人非常的生气，多日来被侮辱、被折磨的场面涌向心头，多日来被压抑的情绪再也不能控制，在暂时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做出了让他永远都为之后悔的举动。但要是被害人稍稍把被告人当人来看待的话，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悲剧。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《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指出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，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，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”。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在裁量刑罚时对上述情节予以酌情考虑。

    四、被告人悔罪态度较好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。

    在会见被告人的过程中，被告人韩纪松就再三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和自责，也愿意认罪伏法，自己无颜奢求被害者家属的原谅。但表示在狱中要积极改造，出狱后要积极从经济上补偿被害人的家属。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法庭深深忏悔。被告人深知自己一时的过错造成了终生不能挽回的结果，再次诚心对受害人家庭表达了无比的歉意与忏悔，并愿意对被害人的亲属赔偿，反映出了其明显的悔罪态度，这足以说明被告人有着突出的可教育性、可塑性。

    五、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。

    本案被告人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，认罪态度较好，在警方给被告人作询问笔录时，被告人即如实供述了其全部犯罪事实。这表明，被告人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，具有坦白情节。此外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，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，积极配合办案人员办案，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，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。特别是在今天的庭审中，被告人能如实地回答公诉人的讯问，态度诚恳，明确表示认罪。由此可见，被告人具有良好的认罪态度，其供述前后连贯、互相印证，使得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始终处在一个主动的环境中，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。

    六、案发具有特殊性，是激情杀人，而非预谋，其主观恶意较小。

    被告人生性胆小，杀人这种行为他连敢想都没有，更不要说付出行动了，但是由于自己长期的被被害人侮辱、折磨，内心是非常的压抑。案发前，被告人老是顺着被害人以求能够得到被害人的爱，案发当天，被告人在被害人的打骂侮辱中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临时产生犯罪念头，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，将被害人掐死。其行为并不像一般的刑事犯罪一样，经过犯意阶段、准备策划阶段、准备犯罪工具，最终实施犯罪行为。当然，就杀人手段而言，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（正当防卫除外），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；虽然最终的结果同样都是造成被害人的死亡，但在司法实践当中，也的确能够看到许多令人发指的杀人行为。这些杀人手段所展现的，不仅仅是行为的过程，更表现为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程度。但在本案当中，却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。本案中，被告人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具有偶发性，是激情杀人，其主观恶意较小。

    七、本案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较小

    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，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。故意杀人罪虽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，但从《刑法》所规定的不同量刑幅度，也说明不能不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而一概而论。

    就本案而言，在我从几个方面充分地阐述了本案的情节之后，被告人由于一时冲动偶发所实施的犯罪，虽然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无法逆转的后果，但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，的确存在着值得从轻考虑的具体情节。

本案发生最直接的原因，是由于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侮辱、打骂引发的纠纷，被害人有着明显的过错。被告人采取了非法的、极端的、非理智的以及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解决方法；但是这种犯罪毕竟不同于故意实施侵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过程中，为达到其它非法目的而实施的行为。从行为的对象上讲是特定的，从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也充分说明其偶发的性质，从被告人对实施犯罪行为的态度方面来看，被告人没有刻意的掩饰自己的犯罪行为，而是将其犯罪告知了其爷爷，当公安人员对其实施抓捕时，，被告人并没有逃跑、阻碍、抗拒抓获及抗拒行为，而是十分顺从，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，如实的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。由此可见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追悔。所有这些，较之那些对不特定的对象实施无端杀人行为，或者杀人后毁尸、破坏现场、逃避侦查等等行为，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较轻的。

最后，我对被告人一时冲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表示深深的遗憾。同时应该看到的是，被告人除了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外，还有多处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，请求合议庭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，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既然本案中受害人已经死亡，我不应强化刑罚的报复功能，以法律这一文明手段来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也不是我所提倡的，现代文明国家的刑罚价值去向是保护人权、改造、教化罪犯，而不是报复性惩罚。所以从刑罚的价值去向来看，也希望合议庭能够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被告人韩纪松还很年轻，使其早日回归社会，更有利于其回报社会和他的家庭，更有利于实现其人身价值。

    此致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辩护人：万方亮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0年3月1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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